丝绸之路医学史研究的新收获：陈明《丝路医明》评介
陈明新作《丝路医明》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，这部著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“丝路”，一是“医明”。“丝路”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，所以在全书的安排上，将十二个章节“大体上自西俎东，分为‘天竺篇’‘西域篇’‘交流篇’三个板块”（《丝路医明》，序言）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一般国内的学者谈到陆上丝绸之路，都是从东向西说，而陈明则是“自西俎东”。顺序的差异其实代表着研究视野的不同，会带给读者迥然相异的学术品味，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点。“医明”是佛教用语，正如序言中所说：“佛教文献中，或称‘阿输论’，或简称‘医明’，均泛指医学”。而本书中所谈到的医学，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主流之一的中医学，更多的其实是古印度生命吠陀医学和密教医学（即佛医学）。
承前启后
该书十二章其实是十二个专题研究。从出版时间上来看，这部著作的内容横跨了20年的时间，基本可以视作是陈明从青年学者走向成熟的学术见证，同时也是陈明既往学术研究的全面反映。在陈明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中，这部书位于《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》（2013年）与《敦煌的医疗与社会》（2018年）之间，是对前一部书的延伸与补充，同时也部分地开启了后一部著作的研究，三者连同早期出版的《殊方异药》等书，共同构成其学术研究的有机组合：即以西域出土文献研究为中心，逐渐向印度生命吠陀医学和汉译佛经两方面研究的延伸和渗透，系统勾勒出中古时期中印医学交流的全貌。从这一点上考虑，《丝路医明》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不言自明。
专题分类
从该书所使用的材料与研究内容上来说，这部著作中的十二个研究专题，其实又可以分为三类：一是以汉译佛经为中心的印度生命吠陀医学和密教医学研究；二是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研究；第三类所占的内容较少，是以传世文献如《耆婆五脏经》等为中心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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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汉译佛经为中心的印度生命吠陀医学和密教医学研究
第一类，以汉译佛经为中心的印度生命吠陀医学和密教医学研究，包括了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、十和十一章等章节。研究的主题涉及印度古代的医药福利事业、医师形象和医患关系、药物使用、与医药相关的神话传说，以及佛教医学事迹和胎相学说等，研究的共同点是均以汉译佛经为主要研究材料，兼及出土文献和其他传世文献。以汉译佛经为研究材料，或以佛教医学为中心的研究，国外，尤其以日本学者进行得较早，且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。陈明在书中多次提及并作了简单梳理（《丝路医明》，第161页脚注1、第230页脚注2）。但于国内而言，这方面的研究虽可上溯到陈寅恪（陈寅恪《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》等文），但后来长期阙如，致使到目前为止还很薄弱。既有研究大都处于文献整理阶段，对材料的利用还远未达到有效和充分。而《丝路医明》这部著作中就汉译佛经所进行的研究，正是对这些医学材料有效及充分利用的典范，弥补了既往研究的不足。至于研究涉及的印度古代医药福利事业等几个方面的主题，无疑十分具有学术价值，而更大的意义，应是在于指明了汉译佛经中的医学，或佛教医学研究的方向，为以后的研究者点亮了一盏明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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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研究
第二类，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中印医学文化交流研究，包括了第五、八、九章和第六章中的大部分内容。陈明此前已陆续出版了《印度梵文医典<医理精华>研究》《殊方异药：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》《敦煌出土胡语医典<耆婆书>研究》等著作，对于出土文献，尤其是出土胡语医学文献，可谓是十分熟悉。《丝路医明》该类研究的几个章节中，第五章和第九章是综合性的研究，是陈明在多年研究基础上的学术总结，同时也是对西域出土医学文献全貌的把握。第八章是对出土文献所见一则药方——“十味酥”的考释研究，以词汇解读为主，最能体现陈明在语言学方面的学术素养和深厚的文本考释功底。除此以外，陈明对文本研究的重视在其余各章中也多有体现，如对阿育王事迹多种文本间差异的辨正（第一章），对耆婆（第二章）、胡椒（第三章）多种译名的归类等。近年来，陈明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以连载形式发表的《汉译佛经中的天竺药名札记》长文，可作为本书部分章节延伸阅读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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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传世文献如《耆婆五脏经》等为中心的研究
第三类是对其他传世医学文献的研究，仅包括第六章中的部分内容和第十二章对《耆婆五脏经》的研究。《耆婆五脏经》一书，是杨守敬从日本购回的抄本，由于远藏在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中，一直未能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。陈明在本章节中，将其与西域出土的《耆婆五藏论》和耆婆医学研究联系起来，使之成为佛教医学研究中的一环，具有开拓性意义。
上文指出，《丝路医明》在研究材料的使用上有指明方向的意义，但除此以外，各章节具体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较突出的如“耆婆”相关的研究。耆婆是古印度与佛陀同时代的一位名医，被尊称为“大医王”，佛经中流传着较多关于他的神话故事。同时，他也影响到中医学，历代史志目录中就有多部以“耆婆”命名的中医学著作。正如陈明所说：“耆婆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一个比较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人物”（《丝路医明》，第110页）。陈明关于耆婆的研究成果包括耆婆形象和耆婆医籍两个方面。耆婆形象方面，第六章系统梳理了印度佛典、汉地僧人笔下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耆婆形象，追溯其从人间医王转变成为天之医王和医王菩萨的过程，并厘清了耆婆信仰的社会意义。耆婆医籍方面，陈明在2002年发表的《俄藏敦煌文书中的一组吐鲁番医学残卷》一文中，成功拼缀属于《耆婆五藏论》的一组出土文献残片，已经奠定了相关的研究基础。本书多个章节中都再次重申这件出土文献的意义，并在第十二章中详细梳理了历代著作中18种以“耆婆”命名的文献，进行相关的比较研究。
其余贡献
另外，该书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一些具有延展性意义的学术观点，这些观点使已经被使用过的材料的继续探讨成为可能。如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中，陈明提出讨论中印（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“印中”）医学交流时，应“注意到于阗、吐鲁番等地对印度医学文化的‘中转’作用”（《丝路医明》，第97页）。关于这一点，陈明没有作深入讨论，但在后文中，陈明提到2008年发表的《佛医东渐——以耆婆的医方和医著为中心》一文。这篇文章中，陈明在探讨吐鲁番出土《耆婆五脏论》时，曾借用张广达有关“加上”的理论，指出《耆婆五脏论》的编译者（或撰著者）“在编译或者汇聚一些印度医学知识（或者某一文本）的基础上，‘加上’了大量的中医内容”（《丝路医明》，第100页）。这里其实讨论到了于阗、吐鲁番等地作为医学交流“中转站”时，具体“中转”的内容可能包括：一、编译或汇聚印度医学知识；二、在印度医学知识的基础上，“加上”中医学知识。通过其他相关研究，可以发现陈明的这一观点是可证实的，并且值得深入探讨。首先，翻译本身就是吐鲁番、于阗等地“中转”作用的体现。如发掘于吐鲁番地区的大谷文书医方文献中，音译药名与中医药名并见，足可以证明翻译者兼通印度医学和中医学。其次，以西州续命汤为代表的，带有印度医学色彩的医方等，出现在中医学文献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外台秘要》中，也体现出“西州”等地在汇集印度医学和中医学以及其他多种医学知识的基础上，其实有所总结发挥，并对中医学有所影响。
再如通过对《耆婆五脏经》的研究，陈明提出这部书的作者应是日本的“密教僧人（或熟悉密教的医者）”，认为这部抄本的价值体现在“印度佛教医学、中医学与道教医学知识在日本流传与演变的宏观视野”中，这也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（《丝路医明》，第345页）。通过对历代史志书目的考察，可以得知“五脏论类”医学著作是盛行于隋唐时期的一种医学著作形式，至宋以后渐渐退出医学主流的视野。该类著作，以《素问》等中医著作提出的五行五脏学说为基础，将相关医学知识融入其中。从敦煌吐鲁番等地留存的《张仲景五藏论》来看，其内容其实是将复杂的医学知识简单化，或以四六体著成，目的应是为了便于医学知识的流传和掌握。所以如范行准、张如青等都提出，“五脏论类”医学文献或具有蒙书的性质。从陈明的介绍中可以看出，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所藏《耆婆五脏经》内容较为庞杂，与吐鲁番出土《耆婆五藏论》没有关系。笔者推测，《耆婆五脏经》很可能是在“五脏论”类医学文献影响下而产生的一部著作，至于其成书年代，据陈明推测，可能是在镰仓时代（1192-1333）。而通过这部书与佛教的密切关系，再反观“五脏论类”医学文献，诸如敦煌本《张仲景五藏论》中之所以会出现“普名之部，出本于医王”“耆婆童子，妙闲（娴）药性”之类的话，都变得不难理解了。基于这一点考虑，“五脏论类”医学文献的产生与流传，恐怕都与佛教有着摆脱不开的关系。
不足之处
略显不足的是，该书部分章节由于撰写时间较早，一些新的科研成果未能补充进去。如第九章中，敦煌汉语医学文书的研究著作，陈明使用的主要参考材料是马继兴于1988年出版的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》。目前，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有沈澍农主编的《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更正了不少前书的错误，是最值得参考使用的一种。
编辑：景天